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反正就这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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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和你们认识这么久,小新终于要现身了!不高能预警

在周日这个小角落,你将会见到小新和小伙伴们的故事。周日限定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从“新”说起。

-小红的小说-

嘿,你一定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

但没有关系,我不会说那些人们已经重复上万遍的新闻,重复那些飞往外太空的传说、那些机械之中的精妙结构,或是那些令人引以为傲的发现和创造。是的,我们如何沉浸在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条件之中,我已不想再强调。

我成长在和平的环境里。没有战争,没有饥饿,这意味着,我和同伴从小在纸上津津乐道的星际大战,无限期地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不需要在荆棘丛中彻夜行军,不需要面对敌人的拷问守口如瓶,我们坐在学校的旅游大巴上穿行过城市。后来,我的旧时理想一个个离我远去,我如梦游一般进入大公司,当上了一名文职人员。

但我想讲述一个故事,它发生在我十几岁上中学的一段日子里。那天,我和班里的几个哥们参加年级里的篮球联赛,输给了隔壁的二班。本来比分一直相互紧咬着,我们都充满信心越战越勇,却不知怎的在最后几分钟连连败下阵来。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教室,满身臭汗的队员们还能够互相安慰。我猛地一头扎进后门的杂物间里,看着没人跟随,悄悄闩上了门。

我闭上眼,耳边刮起一阵旋风,转眼我又站在赛前的准备场地上了。我想仔细瞧清楚,是不是二班的球员在赛前做了手脚。我来回检查他们的书包、垃圾袋,看是否有功能饮料的空瓶,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按理来说,二班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技巧都是逊色于我们三班的。我觉得这一点判断毋庸置疑,因为平时都是在一起训练,教练也由同一位体育老师担任。难道他们真的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这对于我所热爱的班级,对于这团结的大集体来说真是迎头一击!

我该回去了,耳边又响起了狂风,吹得眼睛生疼。就在我将离开的一刻,我听见一个陌生的球员跑过来说:“教练,今天在场上让让我们班呗……”担任比赛裁判的教练回答道:“知道了,小鬼头,说好只有今天这一场,帮你们一把……”

他们看不见我,同样我也无法做出改变。我又回到了后门的杂物间。我活动一下僵硬的四肢,拉开门走出来。我听见有人在小声地议论:“小红哭了,是不是哭了?他怎么了……”更多的是好心同学围上来,关切地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摇摇头安慰了他们,说我没事,就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没能改变事情的结局。即使有能力了解到真相,但我也早就懂得,个人的微小力量很难有什么大的影响。我累了,我的心很累了。

正如现在,我从事文职工作的微薄的薪水,养不起一个完整的家。纵然我的知识上通天文下至地理,依然不足以打败铜墙铁壁般的现实。

对了,那场篮球赛,是我曾经年少的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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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听听椰子想表达什么

-哈雷老师的小说-

风声簌簌,惨白月光透过窗帘缝挤进屋子,又是凌晨三点半。

过了33岁,我常常在这样的夜晚或清晨醒来,凝视幽蓝的天花板。

闯入思绪的通常先是故事的残骸,有些写到一半遭废弃,有些尚未开始便成遗迹。我在醒着的时候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它们则在我该睡着的时候不请自来,顶着荒芜,兀自生长。

长着长着,它们也会生出别的东西。

生出欲念,也生出焦灼。这个年纪要是入了土,旁人难免道声可惜啊,这么年轻;但若是活着,那就得算老大不小。老大不小了,还想写,还在写,终归只写出一些不入流的东西。强劲的后浪一波波涌来。

生出激越,也生出不甘。有时候真觉得妙:这种叙述,是特别的吧;想要探索的内核,是幽微的吧。再想想,也不是第一次自我感觉良好,灵感敲进文档就就变了味,但……或许这一次能行呢?

已经想到这一步,为什么不马上起床写出来?这时就生出了畏缩,自我厌弃,臆想自己是不是被施了黑魔法,恐惧于无论多好的设想,在脱离脑海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就会现出原形,化作一地鸡毛。

就在这些枝枝蔓蔓中,从困倦到清醒,到兴奋,到烦躁,到不安,到沮丧,然后在蒙蒙亮的天色中,重新坠回半梦半醒之间。

以前起床刷牙时,见我顶着乌青的眼圈,老徐有时会问。又没睡好?为啥子你总有那么多可想的呢?近来他也不问了,知道我没有答案。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曾经把想写的冲动视作恩赐。我没什么别的爱好,上学,上班,结婚,除了不想生孩子,一切按部就班。骨子里消极,最吃叔本华那套,虚无主义之类的。只有写故事的时候才不在乎什么意志不意志的,反正只要能写,生活就还有点意思。

年纪渐长,自己和周遭看得更清楚,看到了真才华是怎么一回事,也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上限。想写的冲动还在,就从恩赐慢慢成了诅咒,成了夜色中的兽,一块两块三块,吞食我的清梦。

哪有那么多可想的——我不但不能回答老徐的问题,连自己的问题也回答不了。我想的这些东西,有一天也会离我而去吗?我想要它们离我而去吗?

最近这两年总想起阿公。他从司法局退休之后闲不住,接些律师的活儿,一做又是十多年。手上案子不多不少,刚好够他隔天骑着二八自行车出去转一整天,再回司法局门口的梧桐树下,看老同事下盘棋。

70好几了,他还常常在夜里写,写他的小说。阿公从不说他究竟写了什么,但我们见过。1米8的身板,背还挺得直直的,低着一头白色乱发,显得一方书桌那样小。他就坐在那,往印着司法局抬头的稿纸上,往那一小个一小个格子里写,一写几小时。

这是属于我们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小时候我总纳闷,既然有那么多要写的,人也退休了,何不安安生生在家写。白天跑业务,晚上才用零碎时间写东西,何苦呢?

这几年多少懂了些,那大概是因为一颗敏感的心生出太多表达欲,多到生活塌陷,坑坑洼洼,才华却填不平。于是只好找些别的事做,打发时间,又叫逃避。但逃,也只能逃过白天,还有那样多的长夜,将他按在桌前。叫他在桌前端坐,提笔,又撕去,撕去誊满字的稿纸,撕去又一个日子。

总想写,却总也写不出自己想要的,就陷在这种境地里,或许是家传的宿命。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两个舅舅前后脚考进大学中文系。大舅毕业分配,去了某个机关报,写了一辈子字。偶尔自己写散文,看不出一丁点儿机关报的痕迹,许是过了言不由衷的一辈子。小舅在机关呆了几年,呆不住,又赶上下海潮,就考了律师资格证。90年代末有了冠着自己名字的律师事务所,日子是过得滋润,只不过隔三差五见着我就要谈心,一谈心就要喝酒,一喝酒就开始说车轱辘话。无非是“丫头啊,你会写文章,怎么不搞文学去?每天倒腾数字,太可惜了。哎,太可惜了”之类,都是他想和自己说的。

这种时候,我妈就要跳出来质问他,数字有什么不好?实实在在,比你们做的春秋大梦好多了。

我妈不受这种宿命困扰,是全家她那辈里唯一一个不从文的。学的是会计,从审计局、税务局到财政局,算是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谈不上混得好,但能守住原则,也有专业傍身,说话做事都相当硬气。

所以她叫我学经管。照她的话说,阿公重男轻女,管她管得不像栽培舅舅们那样多;这不管倒好,一家人数她挑的出路好,活得通透,哪像阿公和几个舅舅,一个个每天跟丢了魂儿似的。

这话和我的记忆有出入,因为我总记得夏日傍晚,阿公摇着蒲扇,和我一起念《陋室铭》的样子。“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每每念到这一处,他微阖双眼,前后晃着脑袋,像是在指挥一整个乐团。然后他睁眼,笑吟吟地看我,眼里的爱惜叫我怎么样也不能和重男轻女联系起来。

而那本和阿公一起念过的《古文观止》,这些年来随我辗转多地,搬了很多次家,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书页已经有些脆了。

如果他还在,我是不是能够对现在的生活少些困惑?或者,就算同样困惑,如果能听他讲讲如何看待这渺小一生,也是很好的。

可惜没机会了。

那天清晨,他如往日一般骑自行车出门,离家不远有个丁字路口,在那个时间通常行人稀少。横向马路上黄灯亮起,一辆公交车猛踩油门冲过斑马线,撞上刚好经过路口的他。

那是家乡的五月,听到这个消息时,满城都是香樟的味道。我闭上眼睛,只看到布满墨蓝笔迹的稿纸从他挎包中跌落,在斑马线上,在香樟的气味中,散得满天都是。

一晃,也过去快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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