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诵后解由浅入深

自幼，我便深受家训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中医的博大精深逐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份对中医的热爱，如同种子般在我的心田悄然生长，逐渐枝繁叶茂。父亲深知中医的精髓与传承的重要性，他期望我能承袭家技，攻读岐黄之术，将来在杏林中发光发热。于是，在我十六岁那年，他便安排我一面求学，一面在业余时间跟随哥哥一同学习中医。学习中医的过程，既是艰辛又是充满乐趣的。我们从最浅显的内容入手，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汤头歌诀》等经典著作。父亲深知“诵”、“解”、“别”、“明”、“彰”的重要性，他要求我们首先从背诵入手，将这些经典装进肚子里，再慢慢消化、吸收。起初，由于没有通俗版本和讲解，我们只能凭借死记硬背来掌握这些知识，过程异常艰辛。然而，父亲家教甚严，他时常考问我们，要求我们熟练背诵书中的内容。为了应对父亲的考验，我和哥哥互相督促、互相问答，无论是睡觉前、走路时还是上厕所，都在背诵中医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学识逐渐增进，背诵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成功背诵了《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汤头歌诀》等经典著作。此后，我们开始攻读王冰次注的《内经》、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伤寒论浅注》等更为深奥的中医典籍，依旧是先从背诵开始。虽然这些典籍都有注释，但父亲并不允许我们直接查看。他常说：“学习没有捷径，必须扎扎实实地学，打好基础。”我们虽然对注释内容感到困惑，但又怕耽误时间，只能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

在背诵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体会到中医的奥妙与精髓。当我们背过《内经》的主要内容及《金匮》、《伤寒》的全部条文后，父亲开始为我们讲解其中的深意。每当我们跟随父亲看病时，他都会结合病情让我们背诵相关的经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医的精髓和实际应用价值。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开始涉猎历代医家的名著。由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的记忆和理解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背诵了不少的佳句与名篇。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储备，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学习中医、传承家技的决心。

在一段深入钻研的学习之旅中，我逐渐沉浸于各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中。尤其当我接触到《内经》这部博大精深的医学典籍时，其中的“阴阳别论”、“脏腑别论”、“经脉别说”等篇章让我深感困惑。这些“别论”究竟是何含义？它们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的父亲虽然医术高超，但诊务繁忙，晚上能抽出的时间有限，难以全面解答我的疑惑。因此，在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下，我鼓起勇气走出家门，踏上了拜访名医、求教解惑的征程。我遍访了当地的名医，向他们提出问题，虚心倾听他们的观点，并努力吸取他们的长处。记得当时青岛云南路有位享有盛名的老中医谢文良先生，他来自北京，医术高超，就诊者络绎不绝。我向他请教了关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解。他耐心地为我解答，指出春夏时节阳气旺盛，万物生机蓬勃，此时应顺应自然之势保护阳气；而秋冬时节则阴气当令，万物收藏，此时应保护主令之阴气。他还强调治病需考虑节令气候，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这些深入浅出的解释让我受益匪浅。在大学期间，我的学习任务繁重，从西医基础课到诊断学、传染病学等课程都需要一一学习。尽管当时社会对中医的歧视依然存在，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中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因此，我并未受到他人的影响而改行学习西医，而是更加专注于中医的学习和研究。通过西医的学习，我掌握了不少现代的医疗知识，这不仅对我的临床实践和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也为我在中医研究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和借鉴。我坚信，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中医工作者必须了解并掌握西医知识，才能更好地应对临床挑战。同时，我也更加坚定了从事中医事业的信心，决心为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背诵原著、深入研习理论，无疑是医者筑牢根基的必经之路。然而，理论如若脱离实践，便如同无根之木，难以生长。唯有将理论融入临床实践，才能使其焕发生机，成为指导医者前行的明灯。以《伤寒论》中的“胃家实”为例，初读时只觉其语意深奥，难以捉摸。即便父亲引经据典，反复讲解，我心中的疑惑仍未完全消除。然而，随着跟随父亲见习，亲眼目睹他将大承气汤用于治疗一位头痛的病人，我逐渐领悟到了“胃家实”的真谛。父亲解释，病人便秘拒按，苔黄脉洪，正是阳明实证的表现。阳明之热邪上冲，干扰清窍，因此病人感到头痛。而大承气汤能够泻其实邪，邪去正复，头痛自然得以缓解。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进入实习阶段后，我开始独立面对病人。每一次诊病，都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碰撞。我曾遇到一个胃痛病人，根据症状判断为胃虚肝气乘之，肝胃不和，于是开了柴胡疏肝汤。父亲听后点头认可，并在处方中加了几味健胃的药。这一经历让我更加明白，只有深入理解理论，才能准确诊断病情，开出有效的药方。晚上，我会查阅《景岳全书》等医书，寻求理论支持。带着问题去学习，使我对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记忆也更加牢固。此外，在诊所里，我还亲手加工炮制药物，这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加深了我对药物功效的认识。然而，从父亲“把关”到自己独立看病，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第一次独立出诊时，面对一位年长的病人，心中不免有些紧张。病人看我年轻，有些不信任。我虽努力保持镇定，但初次面对真实病人，还是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和实践，我逐渐变得从容不迫，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病情。临床实践中，我还深刻体会到了经文的深刻内涵。如《金匮要略》中关于百合狐惑病的描述，初读时觉得难以理解。然而，当我在临床上遇到类似病人，亲眼看到他们的症状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仲景的描述是如此生动形象。对于方剂的应用，我也从最初的按图索骥，逐渐变得能够灵活化裁。如四物汤的配伍，其精妙之处在于动静结合，所养之血是有生机的活血。这一理解让我在临床应用时更加得心应手。总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医者成长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将理论融入实践，才能在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一名真正的医者。

无论是中药方剂、基础理论的探讨，还是临床各科的实际运用，总会遇到一些内容相似，却又容易混淆的情况。这些内容仿佛一片片迷雾，让人在学习中感到困惑和挫败。然而，我深知，只有通过深入的分析和对比，才能揭示出这些内容的真正内涵和差异。在学习中药时，我特别注意到了植物药的药用部位与功用的密切关系。那些向上生长的花叶，因接近天空而显得轻盈，它们多具有升发、解表的功效；而根部深入土壤的植物，则因质地厚重而具有沉降、泻下的作用。然而，这其中也不乏特例，如旋复花虽为花类，却独具沉降之性，这恰恰体现了中药学的博大精深。同样，一味药物在不同的方剂中，由于配伍的变化，其作用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人参，在小柴胡汤中用于扶正祛邪，防止病邪深入；在理中汤中则用于补气健脾，增强脾胃功能；而在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则主要用于补气生津，治疗津气两伤的病症。这种变化多端的应用方式，使得中药学的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富有挑战性。此外，在方剂的学习中，我也注意到了仲景枳术汤与东垣枳术丸之间的微妙差异。两者虽都由枳实、白术构成，但前者主要用于治疗水饮停滞于胃的病症，而后者则侧重于调理脾胃运化无力、饮食停滞的情况。这种细微的差别，正是方剂学的魅力所在。乌梅丸与泻心汤中的寒热并用，看似相似，实则大不相同。前者通过寒热药物的巧妙搭配，达到调和阴阳、治疗久痢的目的；而后者则侧重于清心火、治痞证。这种差异，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药配伍的奥妙和精准。通过这样的分析对比，我逐渐掌握了中药学的精髓和规律。虽然学习过程充满挑战，但正是这种挑战让我不断成长和进步。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领悟，就一定能够掌握中药学的奥秘，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呕吐作为一种常见的身体反应，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病机和多种可能的原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呕吐的病机主要源于胃失和降，气逆于上。这既可能是由内伤导致，也可能是外感邪气所引发。外感邪气中，寒气、火热湿浊等病邪都可能诱发呕吐症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呕吐这一相同的症状，其背后的病因和治疗方案也可能大相径庭。在《伤寒论》这部经典著作中，关于呕吐的论述颇为丰富，涉及六十多条相关条文。例如，小柴胡汤所治之心烦喜呕，其病因在于胆热犯胃，导致胃气上逆；而桂枝汤所治之鼻鸣干呕，则是因为感受风邪，肺气不利，进而引发胃气上逆。此外，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调胃承气汤、黄连汤、小青龙汤、十枣汤以及吴茱萸汤等方剂所治之呕吐，也各有其独特的病因与机理。在分析呕吐的病因时，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病人的体质、疾病的发展阶段以及具体的症状表现。这既体现了中医同病异治的诊疗思路，也要求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分析对比，从同中求异，从异中求同，以揭示疾病的本质，进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同样，脱发作为一种常见的病症，其治疗也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病机和原因。传统观点认为，脱发与血虚、血瘀或肾虚有关。然而，在实际临床中，我们也发现部分脱发患者并不呈现这些典型症状，而是表现出肺气虚的症状。这提示我们，在治疗脱发时，除了考虑传统的活血养血或滋肾填精方法外，还应